「所有的這些集團,都在現行體制下獲得了最大的回報;惟一例外的是普通百姓。因此,儘管會有衝突,他們卻沒有興趣去改變現狀;於是我們就看到了社會和政治秩序中的穩定性和持續性。只要民眾的不滿沒有轉化為有效的行動,現狀就仍將維持下去。」 ——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


中央的司法機關,與地方的司法機關,在目標上並無二致,都是試圖以司法為工具,平息民怨、化解糾紛、防止群體性事件。但這次,中央認為顯然判罰過重。同樣的思路,為何在同一件案例上,中央司法與地方司法的觀點會截然不同呢?

要理解個中緣由,需要理解的前提是:無論中央地方,司法都非獨立自主運作,而是政府管制棋局上的一顆棋子。各級政府的考量,成為了相應層級司法運作的決定性因素。

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博弈,也造就了司法運作的形態迥異。地方政府的目標,是在逐利而為的過程中保證「不出事」,至於手段是否合法,管理是否公正到位,都不是其關注重點。更何況地方主政者數年一換,異地任命,也無需對轄區長期負責。

於是乎,短期激勵下的違法手段,在地方得到普遍運用,地方司法的使命是「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諸如法院對於徵地案件拒絕立案,行政案件奇高無比的民眾敗訴率等等,都起到了掩蓋地方政府違法行徑的作用。

地方司法的無所作為與無能為力,使得民怨沸騰,群體性事件頻頻爆發,更造就了有礙觀瞻的上訪大軍。在地方的亂政面前,儘管中央政府嚐到了税收與 GDP 節節攀升的紅利,但自身的權威與合法性不斷受到質疑。於是,在新政治強人的新政之下,司法成為了改革的重點之一。

對於具備了專業化操作能力的司法機構,執政者顯然有更多期待。在實際操作中,當局期待通過受案範圍的擴大與技術手段的改革,使更多的糾紛能夠納入司法機制解決,以強化司法機構處理社會糾紛的能力。於是,自中共十八大以來,「全面依法治國」就成為了「四個全面」新理念中的關鍵一環。

加強對地方司法的控制,提升司法機構的職權獨立性,也可以成為中央權力對於地方運作的有效監控手段。由此也不難理解,于歡案激起輿論後,最高檢與最高法的迅速表態重新審查案件的立場。


除了被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先生称为“吸血鬼”和“害人精”的各路险资,近年来在中国资本市场兴风作浪的还有隐身在复杂金字塔式控股结构背后形形色色的资本势力。他们通过持有控制性股份的A公司,(借助杠杆)收购B公司的控制性股份,然后通过B公司收购C公司,实现对C公司的控制,如此不断。除了上市公司,通过控股链条,他们还控制或参股数量庞大的非上市公司。通过层层股权控制链条,处于金字塔塔尖的实际控制人由此构建了一个个庞大的金融帝国。习惯上,我们把他们借助复杂的控股链条所建立的庞大金字塔式股权结构通俗称为“xx系”。

理论上,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存在容易引发诸多负面效应的制度设计根源在于,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所需承担的责任与其对处于金字塔底端的孙公司的影响并不对称。这为实际控制人利用不对称的责权利谋取私人收益,损害其他分散小股东的利益创造了条件。

我们以母公司持股子公司30%的股份,子公司同样持股孙公司30%股份所形成的三级金字塔结构为例。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通过控股链条,在孙公司重大事项的表决中至少获得30%的投票支持。鉴于在孙公司董事会组织和股东大会相关议案表决的上述影响力,子公司以其他应收款方式实现的对孙公司资金占用的议案在孙公司股东大会表决中顺利通过成为大概率事件。这使得在享有子公司30%的现金流权的母公司从上述资金占用中至少获得30%的收益。但由于母公司在孙公司投入的资本比例只占到孙公司全部资本的9%(30%×30%),因而母公司由于资金无偿被占用(甚至面临未来无法到期偿还的风险)的损失仅限于其投入孙公司的9%现金流权。我们把通过董事会组织和股东大会表决实现的对公司重大决策制定的影响力称为控制权,而把由实际出资额体现的责任承担能力称为现金流权。

我们看到,借助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实际控制人成功实现了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利的分离。这事实上就是Johnson和Shleifer等所描述的实际控制人利用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对处于低端的孙公司进行隧道挖掘的实现机制。之所以被称为隧道挖掘,是由于实际控制人利用对孙公司的控制权以资金占用等方式把孙公司的资源转到子公司,进而由子公司转到母公司,使这一链条看上去像一条长长的隧道。

如果回顾各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金字塔式的控股结构不仅是家族企业盛行的亚洲欧洲国家流行的股权控制模式,而且在一些目前以股权分散为典型治理模式的英美等国家历史上都曾出现过。而美国企业的股权控制模式,从列宁眼中的洛克菲勒等托拉斯演变为目前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治理模式,事实上与进步运动时代美国政府意识到金字塔式控股结构的上述负面效应,并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关。因而,今天中国资本市场在消除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及其负效应上可以借鉴美国历史的成熟经验。

第一,通过公司间股利税的开征,使控制子公司孙公司的金字塔母公司处于税负不利状态。这被认为是美国上个世纪初一些庞大的托拉斯组织解体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通过制定针对持有优先股的机构投资者获得股利回报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机构投资者更多持有上市公司发行的没有控制权的优先股,从而有效避免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过度干预。

第三,通过征收遗产税等鼓励“金融大鳄”从股权控制向公益性基金转变。性质转变后的公益性基金更加关注资金的安全和回报的稳定,而不再简单谋求公司的控制权,以及资本运作和市场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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